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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距今80万至60万年前的云浮郁南磨刀山遗址揭开了关于岭南文化源头的遐想，那么距今5000年前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广东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则揭示了岭南地区文明起源阶段的历史图景。
今年是粤北石峡遗址发掘50周年，当年这一重大考古发现曾轰动全国。如今，随着岭南文明起源阶段又一重要遗址——英德岩山寨遗址发掘展开，关于岭南文明起源阶段的诸多“谜题”正被逐步破解。
文明起源阶段广东重大考古发现（部分）。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三代，广东所处的岭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怎样的文化互动交流过程？岭南地区文明早期发展进程是如何推进演化的？近日，南方日报、南方+记者专访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岩。
岭南文明探源有何意义？
“重瓣花朵”式华夏文明圈的外层面貌
南方日报：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岭南占有怎样的位置？
李岩：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说及区系类型理论，在中国文明起源阶段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先秦，把中国分成6个文化区，岭南位于“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社会面貌特征。
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提出“多重花瓣”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岭南地处“重瓣花朵”式华夏文明圈的最南边。从北向南，中原为中心，然后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岭南处于长江中下游这重花瓣结构的外层。
英德岩山寨遗址入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英德岩山寨遗址出土玉钺。
南方日报：岭南地区文明起源阶段的考古工作，有哪些重点？需要破解哪些重要问题？
李岩：苏秉琦先生提出：“石峡遗址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岭南地区从原始社会到秦汉以前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找到了一把重要的钥匙。”他认为，石峡文化是我们了解岭南文明起源的一把钥匙，也是认识中国古代南方地区与东南亚地区人民交往的重要窗口。
韶关曲江石峡遗址出土玉琮和陶三足盘。
严文明先生曾多次跟我谈到，岭南地区文明起源阶段的考古工作非常重要，是西汉南越国所以建立的基础；还有一位是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赵辉先生，早年曾受严文明老师委派，对于广东史前考古展开过一系列田野调查工作。近10年他多次来到广东考古遗址现场，提出了一些有预见性的观点。他认为，广东史前阶段考古首先要把基础研究做好，包括实物史料的编年和文化谱系的建立；第二要牢记考古学的目标——复原古代社会，用考古学资料重构岭南早期社会文明面貌，这个历史过程就是岭南文化中国化的过程。
在我看来，岭南地区文明探源有两项重要工作：一是关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岭南地区的地位、作用和状态，即距今五六千年前到夏纪年之前岭南地区的文化社会面貌；二是从夏纪年到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前，中原地区已开启夏商周之王朝时代，岭南何以成为国家的南疆，并出现了大都会广州？且这个都会对此后2000多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产生无与伦比的影响，这是广东考古需要回答的问题。
史前与岭北地区如何互动？
岭南几何印纹陶文化向北输出
南方日报：从广东近年来的重要考古发现来看，岭南地区进入1万年前之后，在迎来文明曙光这一阶段呈现怎样的历史图景？
李岩：从7000年前到1万年前时间阶段，是目前广东考古学遗存编年的缺环时期；7000年前左右的环珠江口咸头岭文化，从出土白陶、彩陶看到，岭南地区明显受到来自西北方向，即长江中游地区如湖南史前遗存等影响。五岭南北地区在精神领域以彩陶、白陶为载体的交流开始了，这也意味着岭南地区拉开了成为中华文明南方分布区进程的序幕。到了距今约6000—5000年前高明古椰贝丘遗址时期，“风向”变了，出土的陶器中可以明显看到来自触马家浜和良渚文化的因素，也就是说，岭南开始受到来自长江下游地区的影响。到了5000年前左右的石峡文化，更明显受到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强烈影响。
深圳咸头岭遗址出土彩陶圈足盘和印纹泥制陶尊。
这一过程，我们不仅看到了来自陆地的交流，还有来自海上的交流。以大湾区这一概念来看，香港地区发现的几处史前遗址，西贡的沙下遗址、大屿山深湾遗址，可以看到和早期良渚文化非常相似的陶器，龙虎滩遗址发现了来自崧泽文化影响的陶豆。它们较多地出现在沿海区域，很可能就源于海路交流。
佛山高明古椰贝丘遗址航拍图。
古椰贝丘遗址出土骨针和腰檐釜。
因此，岭南在史前文化阶段孕育了“聚三江、海陆通衢，经三代、岭南出都会”的格局，南岭并非难以逾越的大山大岭，反而在岭南南北形成了容易交流的文化格局。
岭南地区距今5000—4700年阶段，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是广州从化横岭遗址，出土了几何印纹陶——一种高温烧造拍印几何纹路的陶器，这一发现具有重大意义。大约从6000年前古椰遗址阶段开始，它们在广东最早出现，到横岭遗址时期普遍出现，在之后4000多年前与良渚文化几乎同时期，广东的几何印纹陶开始向北输出，传到了江西、浙南、闽北等地。也就是说，在几何印纹陶文化区域中，岭南占据发端性的地位。
广州从化横岭遗址出土的高温印纹陶器。
这意味着，在距今5000年前左右的史前阶段，岭南和长江下游的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一方面，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等通过海路交流对南方区域产生影响，岭南处于良渚文化一整套用玉制度所代表的文明等级社会文化圈的西南边界。但岭南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交流也没有中断，石峡文化遗址有来自于长江中游地区的稻粟混种农业技术的影响。另一方面，岭南的几何印纹陶又向北输出，与岭北地区构成了文化“双向”互动过程。
与良渚文化等对比有何特征？
岭南史前原始瓷技术具有世界意义
南方日报：处于岭南地区文明起源阶段的石峡文化，受到良渚文化影响，又有怎样的不同之处？
李岩：良渚遗址出土了水坝等一些庞大的、动员大量人力的公共设施。在墓葬区，身份地位极高的墓葬出土了玉琮、玉钺等，高等级的墓集中在一起。而在广东的石峡遗址和岩山寨遗址，随葬比较多玉器的高等级墓葬，仍然还混在家族或氏族墓地中，说明等级社会的分化程度，远远没有达到良渚文化的程度。
曲江石峡遗址出土玉钺。
可以推测，这一时期，广东的石峡文化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保持了发展同步，受其强烈影响，但也具备自己的鲜明特征。良渚遗址高等级墓葬的随葬品玉琮、玉钺，大部分是崭新状态随葬的，专门为死者定制。但石峡文化遗址墓葬中发现的玉器，大部分都是使用过的，而且是二次葬时埋下去的。这意味着墓主不一定具有很高社会地位，但为他举办二次葬礼的人很可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这里要提到岭南文明探源考古工作开拓者之一朱非素先生，我们之所以得出这些判断，离不开朱非素等老一辈考古工作者严谨扎实的田野考古工作。朱非素先生编写的《石峡遗址——1973—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曾在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被评为“金鼎奖”。
南方日报：岭南史前文明高温印纹陶的发现，为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李岩：一方面，进入西周之后，岭南地区中国化进程在不断深入。西周最核心的礼制波及了岭南地区，其代表就是博罗横岭山先秦墓葬群，出土铜甬钟、青铜鼎等，出现所谓的“钟鸣鼎食”。另一方面，广东先秦遗址中发现了高温印纹陶、原始瓷等陶瓷技术。在粤东地区浮滨文化遗址，潮州和梅州大埔等地，发现了夏商之际的原始瓷。结合史前时期的发现，从温度较高的陶器到原始瓷，广东是各阶段技术比较完备的原始瓷产地。对比而言，长江中下游地区在高温陶器的出现则比岭南晚了一步。因此，岭南史前高温印纹陶和先前时期原始瓷的烧造技术发明，是居于领先的，对于后世陶瓷之路可能具有发端性的重大影响。
博罗横岭山遗址出土西周钟和越式鼎。
我认为，夏商周时期中国东南地区几何印纹陶和原始瓷文化区的形成，与中原、长江流域青铜器文化区，以及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区等，共同构成了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的多样性。
未来有哪些谜题要破解？
寻找夏商时期广东原始瓷窑址
南方日报：对于岭南地区的文明探源，您觉得应展开哪些考古工作？有哪些建议？
李岩：关于岭南地区文明起源阶段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需要未来几代广东考古工作者共同努力。前面提到，潮州、梅州大埔等地原始瓷烧制窑址，需要我们进一步大范围调查、寻找。此外，还有一个关于夏商周三代的重要问题是，岭南的政治文化中心是怎么进入到珠江三角洲的，经历怎样的历史过程？
粤东浮滨遗址出土原始瓷豆。
淮南王刘安编撰的《淮南子》里记载，秦五路大军下岭南，“一军处番禺之都”，这说明先秦时的番禺是存在的，和我们现在脚下的番禺不同。根据广东目前发现的一些战国晚期考古遗址，广州黄埔、增城的一些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稻米小米混种情况，可以明显看到石峡文化向南对珠三角的影响；进入西周春秋之后，发现了不少高等级的古南越族贵族墓葬，但先秦的番禺（广州）在哪里？还需要进一步展开考古调查。
对于岭南地区文明起源阶段的诸多问题，接下来围绕岩山寨遗址考古发掘，我认为有几个工作方向值得重视：第一，完善一万年前以后广东史前考古编年；第二，围绕岩山寨考古发掘，把广东石峡文化的绝对年代表建立起来；第三，寻找夏商时期原始瓷在广东的窑址，这对后世世界文明可能产生过重要影响；第四，建议省内高校和研究院所合作，围绕“何以广州”展开考古工作；第五，与香港地区以及东南亚学者展开合作，共同探讨研究水稻南传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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